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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室宝藏——藏经洞漫谈
来源:敦煌研究院 丨     作者:文 / 图 赵晓星 丨    时间:2012-12-10   访问量:

一、何为藏经洞——藏经洞的本来面目

莫高窟第17窟,或名鸣沙石室、敦煌石室,即“藏经洞”,位于南区崖面北端底层大窟第16窟甬道北壁,建于晚唐,坐北朝南。覆斗形顶,北壁前设泥床;窟顶以及西、东、南各壁均无壁画,西壁嵌有洪辩告身碑。北壁画双树,西侧树下绘一手执杖,一手执巾的近事女,树间挂布袋;东侧树下画持纨扇比丘尼一身,树间挂水壶、泥床上为晚唐塑高僧洪辩影像,床西向面画双履,床南向壶门内画双鹿衔花与狮子。

此窟原为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辩生前的禅室,用于禅修,附设于他的功德窟(即第16窟)甬道北壁。洪辩死后,为了纪念他,就将此室改为影窟(或影堂),并在窟内立洪辩的真身彩塑像,展现洪辩生前的情景。

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将洪辩像从此窟中移走,而把大量佛经、绢画、法器、社会文书等其他艺术品秘藏于此窟,砌墙封闭窟口,并在外面绘上壁画进行伪装。1900年,此窟被偶然发现,重新开启面世,由于清政府管理不利,致使出土文物流散各地,至今仍不详其确切数目。藏经洞的发现也促成敦煌学这一博大精深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二、藏经洞最初的主人——洪辩

洪辩也被称为吴僧统、吴和尚,是吐蕃及归义军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僧人。在驱逐吐蕃势力时,洪辩领导敦煌僧侣集团参与张议潮起事,并因此成为河西收复后的第一位河西都僧统。洪辩俗姓吴,其父为吴绪芝。河西陷落前,吴绪芝曾任建康军使,在吐蕃占领敦煌前,他才来到敦煌。洪辩长兄滔,早亡;次兄季连为吐蕃“试太子家令”,相当于吐蕃王子的家臣,后辞官归里,笃信佛教。

洪辩幼年出家,有辩才,通晓吐蕃语言,传译佛书,精研唯识。在吐蕃时期,洪辩就已成为敦煌佛教界的领袖,知大蕃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十数年,后迁释门都教授。832年—834年(大和六年至大和八年),洪辩于莫高窟开七佛堂,也就是现在的莫高窟第365窟,坛下功德文中有他的题名。赞普弃隶缩赞及郎达玛时,沙州各寺院经卷出纳皆由洪辩与旺却签押、批准,并给保、管经僧人颁发凭执。

848年(大中二年)力助张议潮起事,张议潮遣使入唐奉表,洪辩也派他的弟子悟真从行。851年(大中五年),唐宣宗敕其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充河西释门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敕黄牒。洪辩又开大佛堂一所,也就是今天莫高窟的第16窟。洪辩领沙州十六寺及三所禅窟,秉沙州僧政三十余载。《沙州诸寺人上都僧统状》上有他的判文。他撰有《李教授阇梨写真赞》。洪辩大约在862年(咸通三年)左右去世,他的族人和弟子就廪室为影堂,在其中塑洪辩的真容像并立《告身碑》。所以,藏洞窟在封藏遗书与遗物之前,是作为洪辩的禅室与影堂使用的,洪辩可以说是这一洞窟最初的主人。

图1 莫高窟第17窟 藏经洞 洪辩真容像 晚唐

三、为什么会有藏经洞——藏经洞封闭之谜

敦煌藏经洞为上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和殷墟甲骨、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藏经洞内的发现无论从时间、内容、数量、价值等各方面均堪称独一无二。对于藏经洞,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即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古代人在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封存于这样一个长、宽、高均不足三米的“方丈之室”内?这一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面对藏经洞都不得不发问、也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自从藏经洞发现以来,国内外的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力图回答这一历史悬案。但是一百年过去了,藏经洞封闭原因仍扑朔迷离。

关于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主要流行的有大致五种观点:1.避难说,2.废弃说,3.书库改造说,4.佛教供养物说,5.与吐蕃遗留有关说。对于每一种观点,学者们的具体意见与解释又各有不同或区别,下面简作说明:

1.避难说:藏经洞的封闭是为了躲避战争的威胁

(1)北宋曹氏归义军晚期避西夏之乱说

认为藏经洞封闭原因,可能是莫高窟僧人躲避战乱,部分经卷文书、铜佛法器不便携带而又不忍丢失,乃将其封藏于密室,并在封墙上画上供养菩萨像,以遮人耳目。理由如下:a.藏经洞文献中缺西夏文本,如果藏经洞封闭于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后,在敦煌一定有西夏文字流行,因此在藏经洞没有西夏文的东西是不可以理解的。b.公元1035年,西夏人占领了敦煌。在破城之前,僧人将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物分门别类,用白布包裹起来,整整齐齐码放在洞窟之中,然后封闭了洞口,又抹上一层泥壁,再绘上壁画。这些人都因害怕战争而逃散,以后没有回来,时间一长,藏经洞之事也就为人们渐渐遗忘,一直封存下来。c.在西夏人从河西由东往西征战时,敦煌的僧人们不知道西夏人的信仰,害怕他们来了之后对佛教进行破坏与迫害,因此便把敦煌各寺院中的佛经及其它佛教艺术品收集起来,封存于藏经洞内。后来,虽然西夏同样信奉佛教,但由于时间一长,加上西夏人后期的信仰主要以藏传佛教为主,而且其统治的中心与重点在瓜州,佛教重地也由莫高窟转向安西榆林窟,因此藏经洞之事也就无人再提了。

(2)曹氏归义军晚期避黑汗王朝说

这种看法的出发点与前者相似,不过发动战争的不是信奉佛教的西夏党项人,而是占领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缘、虎视眈眈的喀喇汗国(黑汗王朝)。该王朝是由中国古代的突厥和回鹘民族建立的,这是新疆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王国,对于新疆的伊斯兰化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们所到之处毁寺逐僧,敦煌僧侣们感到了威胁。更为直接的事件,也是最大刺激和促使敦煌僧人们进行佛经等佛教宝物封存的原因是1006年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被黑汗王朝所灭。于阗与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关系密切,二家互相联姻,常年使节不断,甚至于阗太子们也都从小就生长在敦煌,于阗大太子从德还在敦煌为其父于阗国王李圣天营建功德窟。从德在做了于阗国王后,每次对黑汗王朝的战争都要写信向在沙州的舅父曹元忠报告。因此可见瓜沙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的关系非同一般,于阗是曹氏归义军政权有力的外交盟国,二者互为左右臂。既然如此,于阗灭亡于黑汗王朝,肯定对处在沙州的归义军政权产生极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黑汗王朝不信佛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佛教的敦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僧人们为了以防万一,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封存各寺院的佛经文书及佛教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便于1006年进行了有计划的封存,并在洪辩影堂外做些手脚以求掩人耳目。

(3)西夏避黑汗王朝说

藏经洞被打开时,自地下至窟顶,堆满了经卷、彩幡和法器,它们是由敦煌各寺院集中封存在这里的;洪辩的影像不见了,显然是封闭前为了腾空地方、堆积经卷等物被清除出窟外。藏经洞自封闭之后,一直未曾打开,似乎很快就被遗忘,不久洞口甬道的墙壁被绘上了西夏风格的壁画。无疑这是一场非常事件,只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洪辩的后辈亲人和崇拜者早已被迫迁往他地,主管沙州军政事物的官员和佛教事务的僧官都已不是敦煌的土著,这种情况只有西夏完全控制沙州,即公元11世纪末年才会出现。有学者认为,藏经洞封闭于1093年,主持封闭者为西夏派驻当地的军、政、僧界官员,封闭原因是防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黑汗王朝进攻瓜、沙州时摧毁佛教文物。1097年初,黑汗王朝的军队曾经攻克沙州等地,将西夏的军、政、僧界官员及家属俘虏而去。因此,藏经洞封闭之事不再被人所知,以致西夏收复沙州后,在封闭的洞窟门上绘以壁画,从而使遗物沉睡了八百多年。

2.废弃说:藏经洞的宝物是当时的佛教废弃物

此种说法认为,藏经洞的藏品都是残破、过时、报废之物,在“崇圣尊经”观念的支配下,这部分破烂文书、佛画仍然是不可亵渎的“神圣废弃物”。因此,加以收集,予以集中封存。所谓“神圣废弃物”,是西北印度等地的传统,将因破旧等原因不再使用的佛经等有神圣意义的物品装好、恭恭敬敬地埋藏起来。由于存在这样的做法,考古学家在克什米尔等地发现过装着写在桦树皮上的佛经坛子,其中还有些使用了非常罕见的古语言。支持此说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藏经洞发现的佛经、文书等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碎片或残片,或为两面书写,一面佛经一面社会经济类文书,显然是纸张多次利用。在藏经洞也发现了大量的草稿、手稿、练习本、杂写杂画等基本在当时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的东西,完全是废纸。

3.书库改造说:封闭藏经洞是为了集中处理卷轴式经典

大约为公元1000年左右,折叶式的刊本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此敦煌的各寺院就面临着一个改变藏书室,以便存放折叶式经典的问题。这样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式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由于是佛教圣物,不能随意抛弃,于是就以洞窟封存的方式处理了事。也有人补充认为,由于卷轴经典的集中放置,在莫高窟每年多次举行的法会、庙会、斋会及各类宗教庆典会上,或一些重要的佛教节日时,莫高窟人多手杂,可能会有私拿的情况出现,这就需要寺院派专人管理,必然成为寺院额外的负担,于是想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封入洞窟集中处理。

4.佛教供养物说:藏经洞的宝物为佛教供养法物

认为藏经洞之所以封闭,是为了对这些佛教法物进行集中供养,此种宗教仪式是佛教界常见现象,是一种极虔敬的宗教行为,与外来压力无关,是敦煌当地佛教教团自行决定的结果。

5.与吐蕃遗留有关说:敦煌当地人为了扫荡吐蕃统治的影响所为

藏经洞保存有大量的吐蕃资料,包括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极其特殊。其中又有极为详细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佛教资料,集中了当时敦煌著名僧人法成、昙旷等人的论著、讲学笔记、佛经注疏等。同时,在藏经洞发现的多数写经属于三界寺和净土寺,正好又是吐蕃统治时期二大寺永康寺和永寿寺的改名延续,这两所寺院可能保存了最多的吐蕃统治时期的资料。在归义军时期,人们为了消除吐蕃统治时期的影响,大概也是对那一段屈辱史的憎恨,因此决定把这一时期的资料一并封存,而选择的封存的地方正是吐蕃时期最为活跃的“吴家窟”。

由于无法确定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也就不可能找出藏经洞封闭的确切时间。有关封闭原因众说纷纭,相应的封闭时间自然也是众口不一,现在大多数人认同的应为曹氏归义军晚期,即西夏占领敦煌之前。但为什么会有藏经洞,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与时间可能将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四、洞破惊天——藏经洞的发现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1850年,死于1931年,享年八十多岁,可谓高寿。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大概出身于农家,家境也不太好,小时候读过几年书。以后家乡连年闹灾荒,米价飞涨,饿死人的事情极为普遍。所以,王道士的童年生活不会太美好,我们今天可以从斯坦因给他照的照片中看到,王道士身材矮小,也不结实,正是他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反映。后来,他因为天灾人祸逃出家乡,来到酒泉一带。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或无家可归,或想到自己的童年与逃难经历而不想回家,也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在那个年月像他这样的人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受戒当道士,师父是一个名为盛道的道人,给了王道士个道号,叫法真。

图2 莫高窟第16窟 甬道北壁 藏经洞窟门


出家当了道士,本该安静过下去,可是他又不满足于现状。他习惯了流浪的生活,离开了酒泉,向西云游,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1897年。他之所以选择在本来是佛教重地的莫高窟住下来,一是因为当时的莫高窟已经非常萧条,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时而接续;二是莫高窟毕竟是个出家人生活的好地方,因为有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同时,大概也是因为莫高窟所在地环境清静优雅,他经过多年的漂泊与流浪生活,没有亲人,孑然一身,衣食无靠,人已半百,体质下降,很想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度过残生。于是莫高窟成了他最理想的地方,更何况对他来讲,虽身为道士,那毕竟只是在当时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而且敦煌老百姓也佛道都信,王道士就大模大样地待在莫高窟。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时已年近不惑,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住持”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此时莫高窟的主要管理者是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现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的僧人,但这两个寺院的僧人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喇嘛,对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全处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这一点正为王道士进入莫高窟,并充当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对佛教信仰的可能性,以及对莫高窟重要性的一点认识,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下来。他每天扫窟,也外出到城里乡下化缘。渐渐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莫高窟确立了起来,因此参与了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当地乡绅操办的莫高窟“三层楼”的重修工程。此时王道士摇身一变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住持”的身份自居。他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建一处可以代表自己身份地位的建筑,这时他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道士,便用老百姓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敦煌来说是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又称“下寺”。他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公然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是敦煌老百姓施入佛窟的钱,似乎有些荒堂,让人总觉得多少有些欺骗的味道。但这就是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到莫高窟在当时的衰败,是与清王朝的处境一样,真可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对王道士来讲,作为莫高窟住持足可以安度晚年,但更幸运的事情正等着他。藏经洞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他多难的命运,也使我们今天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记录、为他书写。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佣工人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他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1900年初夏,杨某坐在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他们破壁探察,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大量文物的藏经洞。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也为他们送去了可以亲眼一观的宝物。一些在当地为官者和相互有关系的官员多有得到,文人老爷们只是玩玩,没有一人重视,得实惠者大有人在,如廷栋、汪宗翰、叶昌炽等人,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学台,可是对藏经洞遭劫的命运无济于事。

藏经洞这样一个深藏于佛教石窟中的宝库为什么被一个道士发现、盗卖?这个问题称得上奇事,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清末的敦煌,已经大大衰落了,无法和前代相提并论。敦煌历史上的辉煌,主要因为地处丝路要冲,商旅往来如织,而且又扼河西走廊咽喉,在军事上也居显要地位,历来是边事重镇。因此,带动了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唐代之时,富商大贾云集敦煌,每天的集市分朝市、昼市、夜市三次,其兴隆繁华可想而知。而明清时代,中国外销商品转以茶、瓷为大宗,丝绸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航路的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已一举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这个过程从五代时就渐露端倪,到明朝关闭嘉峪关跌至谷底。相应地,随着商旅的凋敝,敦煌的落寞,莫高窟也衰败了,寂寞无闻地处于莽莽荒凉的戈壁滩腹心,不复当年佛教圣地的兴盛与荣光。而曾经信众云集的窟寺,也落了个烟火冷落。

王道士没有雄才伟略,挽狂澜于既倒,但倒是一个勤快而狡黠的人。就这样,一个道士担起了四方化缘、集资整修莫高窟的责任。他没有那般的慧眼,识得藏经洞中物件的无价;只是借机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据斯坦因的传记看,王道士在向他倒卖文物时,心里还是很恐慌的,不过斯坦因稍作矜持,王道士就妥协了。众所周知,王圆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惊天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五、藏经洞有哪些奇珍异宝——藏经洞宝藏

王道士只知道他发现了一个堆满值钱“古物”的秘室,这些“古物”到底有些什么、有多少、有多大价值?他到死也没弄明白。“古物”发现者与“卖主”王道士只认得那些书法好的经卷可能值些钱,而未曾想到那些看起来不值钱的遗物才真正重写了历史。藏经洞出土品可分为文献与艺术品两大类,其对中古历史的研究价值不可估量。

1.沙漠中的图书馆——藏经洞遗书

藏经洞内保存了约五万件古代各类文献。其中,95%的汉文文献为佛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非佛教文献占5%,但内容广泛,包括四部(经、史、子、集)、道经、摩尼教典籍、景教典籍、俗文学、文书档案等。官私文书是其中最具史料价值的部分,包括符、牒、状、贴、榜文、敕词、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均为当时的第一手资料,较传世史籍更为直接具体。此外,还有大量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材料,丰富了少数民族生活和中西交流的历史记录。

图3 敦煌文献 弟兄分家契 藏经洞出土

2.戈壁中的艺术收藏室——藏经洞艺术品

藏经洞艺术品主要是先后不同时期产生并流行于敦煌地区的绘塑作品,如绢画、麻布画、纸画,也有丝织品如彩幡、刺绣等,又有木雕艺术品。值得一提的是,藏经洞这些艺术品大多为极其珍贵的文物,因为这些艺术品的特殊质料在历史上是很难保存下来的,更何况数量如此丰富、历史如此悠久的绘画艺术品,在国内外极为少见,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图4 敦煌绢画 藏经洞出土

六、历经劫难——藏经洞文物流散之谜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度过了七个春秋。在这七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但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与其说王道士崇拜玄奘,倒不如说他崇拜的是《西游记》里的唐僧,正是王道士道观里的《西游记》壁画给了斯坦因启示。但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文物的目的。

图5 斯坦因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他多次请求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他甚至给慈禧太后写过信,但无人过问,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清扫洞窟,修建下寺,这些都需要钱。三是唐僧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他虽然思想极为矛盾,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于是,斯坦因仅仅用四个马蹄银(约200两银子)就换走了足足装满20大箱子的文书和精美艺术品,同时也为自己换到了一个英国的爵士头衔。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

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余件文献。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文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部分卷子装裱,并在六国饭店进行了展览。整个中国为之哗然!

图6 伯希和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和文物。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图7 鄂登堡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主要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而中国国内则出现了另一种景象……

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伯希和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道士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道士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

图8 华尔纳

到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的心情与做法完全不一样了。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在他随华尔纳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他在1925年5月10日记到:“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华尔纳便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王道士就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一点也不心疼,这与他所倡导的修补佛窟、清沙扫窟,并不断以保护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缘的行为完全背离。华尔纳在第二次的考察计划中就有整窟搬迁的计划,甚至想让莫高窟成为空洞,毫无价值,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强盗的嘴脸也挣狞可恶。王道士居然仍对此可以熟视无睹!

王道士的一生,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度过,中年浪际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又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是终归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积功积德的事情,洋人们最终还是一次次地欺骗了这个精明的湖北佬,特别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唾骂。当地老百姓可以把华尔纳从敦煌赶跑,那就同样可以把出卖了藏经洞宝藏的王道士逼疯,传闻王道士晚年疯了,或至少是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才度过晚年。陈万里在《西行日记》1925年5月26日条中载华尔纳第二次敦煌考察事时有记:“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时,闻余等至,即趣避他往。询之庙祝,亦谓精神尚好,则前日之传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厅之惩办欤?”另外,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信中说到:“只能找到一丝真实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翟荫去敦煌的时侯,随身带着我过去的翻译员,这位翻译员在前一次随我访问敦煌时对王道士极为友好。但是此时王道士竟然不认他,躲得远远的!”王道士晚年之凄惨景象,于此可见。

1931年这位历史人物终于摇摇摆摆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毕竟他在莫高窟还是有自己的事业,有几个忠实自己的弟子,他的徒子徒孙们如赵明玉、王明发、姚明善、方至福等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东岸的沙滩上,还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气派的土塔,并立了一个功德木碑。这个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无论是作为功德塔,或纪念塔,或王道士的耻辱柱,都成了历史的记忆。王道士以一介卑微之身,无论如何可以满足了。

我们所熟悉的斯坦因为王道士的那张照片中,王道士憨憨的笑着,他瘦小的身躯躲在宽大的道袍下面。与藏经洞原来的主人洪辩那种深沉睿智的自信表情比起来,王道士显得那样天真与卑微。历史给他留下的是无数人的唾骂,而据说他晚年因为经不住来自各方的压力而发了疯,或者他的余生只能靠装疯来度过。他也曾努力过,他甚至还给慈禧太后写过信,但这些都没给藏经洞带来一点转机,直到伯希和将这些珍宝公布于世。所以,在王道士的小小身躯里浓缩的不只是他自己的,而是一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悲哀。

七、莫高窟会不会有其他藏经洞——石室藏经之问

莫高窟会不会有第二个藏经洞?能否发现第二个藏经洞始终是全社会感兴趣的话题,但是自藏经洞发现后,很多研究者都进行过调查,均无结果。根据数年前在莫高窟做过的一次调查,采用物理手段发现有的洞窟内存在暗洞的痕迹,但出于保护洞窟的目的,尚不能证实调查中发现的暗洞内是否也封藏了文物。所以,莫高窟内到底是否还有隐秘的宝藏,至今仍是个谜。

无论藏经洞的封闭、发现与文物流散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藏经洞发现的结果是引发了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或者称其为“敦煌研究”更为合适,从广义上来说,凡是与敦煌有关的研究都已被纳入到这一领域。敦煌作为中国古代西北的小镇,相较起长安、洛阳这些大都市来说远远不及,但没有“长安学”、“洛阳学”,而有“敦煌学”这一名词,无疑要归功于藏经洞的开启。现在的敦煌学,不仅涵盖学科种类繁多,而且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者,研究成果倍出,被称为“世界性的显学”。所以说,藏经洞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封闭与发现,也不仅仅在于它保存了数量巨大的中古资料,更在于它的一百年来持续不断地对学术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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